2011年9月11日 星期日

醫學中的鴿派與鷹派




文章轉載自:彭堅的BLOG

原載《新民週刊》2011年第3338






醫學中的鴿派與鷹派





潘肖玨:在我看來,全世界治療癌症的醫學有兩派,鷹派和鴿派。鷹派,注重的是疾病,是那個局部的病變;而鴿派,注重的是生這個疾病的人,評估的是病人的整體狀態。所以,二者的治療風格也大相徑庭:前者霸道,以趕盡殺絕癌細胞為目的;而後者王道,以扶正來祛邪。現在我們普遍看到的癌症治療是在殺死癌細胞的同時自身的免疫系統也被摧毀了。結果這些人不是死於癌症,而是死於過度治療後的併發症。對待癌症細胞,不要那麼敵視而是讓它休眠,贏得時間,加速提升自身的免疫力;也可以與它和平對話,讓它改邪歸正,變成好孩子,這是完全能做到的。在美國,這叫做“免疫編輯”,也是最近新研究出來的。


堅:潘教授把對待癌症的治法分成“鷹派”、“鴿派”,這個比喻很有意思,實際上,“鷹派”在近現代醫學領域中,已經統治了一百多年,“鴿派”的觀點則剛剛冒頭,甚至還談不上所謂“派”,“鴿派”的觀點在人民大眾中還得不到廣泛的認同,特別在中國,甚至被視作“海外奇談”。


近代醫學一直是“鷹派”當家,“對抗治療”是近代醫學的主要手段。不但是對待癌症,對待所有病原微生物所導致的疾病,西醫一概是以“殺死”、“消滅”、“除惡務盡”作為治病的終極目標。發現是細菌等病原微生物引起的疾病,用磺胺、抗生素殺死它;發現是細胞增生變異引起的癌症,用手術割除、用放化療殺死它;發現是病毒引起的疾病,也想殺死病毒,但因為目前還沒有發明出有效殺死病毒的藥物,只能用免疫製劑來預防。所以一遇到“甲流”這樣的並非嚴重的病毒性疾病,一旦發生,現代醫學也感到神經緊張。人文學者王一方(北京大學教授,原上海少兒出版社社長)有一段精彩的論述:“這是一種典型的‘戰爭模式’,有‘敵人’,有‘殺傷性武器’,有‘戰場’,有‘戰鬥’,把治療關係定格成對抗關係,藥物手冊裡有許多類藥物都以‘抗××’命名,如抗生素、抗寄生蟲藥、抗感染藥物、抗腫瘤藥、抗過敏藥、抗貧血藥,連維生素C都曾叫‘抗壞血酸劑’。其實,維生素類是營養要素,補充型的治療思路,而非對抗型思路。從醫學人文的角度看,‘戰爭模式’的治療觀容易產生兩種迷失,一是把病人當‘敵人’,把疾病與生命混為一談,抗生素的攝入不僅殺死致病的細菌,作為代價,也殺死了正常的菌落,使體內菌群生態發生傾斜,同時,抑制體內免疫功能,中間代謝物還可能引發免疫反應。二是確立了外在干預()占主導的治療觀念。”


類與癌症鬥爭了幾千年,現代科學的進步使得人們對戰勝癌症充滿了信心。美國政府在上個世紀1960年曾經提出兩項宏偉的計畫,一個是“阿波羅工程”,一個是克服癌症。在1969年,不到十年功夫,人類就實現了登月的夢想,而癌症不僅沒有攻克,其發病率和死亡率仍然高居疾病譜的前列。差不多一個世紀以來,手術、放療、化療,成為治療癌症的三大法寶,目的都是殺死癌細胞,至今為止,還是這“老三篇”,這些方法實際效果如何呢?美國聞名遐邇的醫學家,《細胞的禮贊》作者路易斯˙湯瑪斯說“在癌症治療中所作的很多事情:手術、放射和化療,都屬於半拉子技術。因為這些措施都是指向也已形成的癌細胞,而不是針對細胞轉變成贅生物的機理”,而另外一個學者哈定博士的調查報告更加直言不諱:“那些不治療者比治療者生存的希望要大!”接受治療的中晚期癌症患者,不僅要承擔高昂的費用,治療的過程極其痛苦,而且治癒的機率極小。這種嚴酷的現實使得西方在對待癌症的觀點上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不把癌症當做敵人,“與癌共生”開始成為人們的一種共識。這種觀點是有事實根據的:第一,每個健康的人每天都在產生一定數量的癌細胞,只要免疫系統健全,這些癌細胞隨生隨滅,就不會聚集成癌腫,換言之,人與癌細胞始終處在一個動態平衡的狀態下。第二,許多享有高齡的人在死後的解剖發現,他們生前都有癌症,是帶癌生存了許多年,但在世時不知道患了癌症,更沒有進行治療。第三,很多患晚期癌症的病人,放棄手術、放化療,以良好的心態、積極的措施對待自己的疾病,通過自然療法、生活方式的改變等,最終獲得了痊癒。所有這些事實證明:其實人體存在著一種自癒機制,醫生以及病人自己所做的,是要最大限度地設法調動自身的自然療能,來戰勝疾病。作為醫生,不應當依仗現代技術,過度干預和過分治療,以免對身體造成“醫源性疾病(傷害)”,作為患者,應當以平靜的心態對待癌症,不必“談癌色變”,“大部分癌症患者是被自己嚇死的”,說明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在西方,目前醫學界廣泛宣傳“癌症是一種慢性病”,告訴病人不必恐懼。對待65歲以上的晚期癌症患者,一般不再進行手術、放化療,以免增加患者的痛苦,但給以精神慰藉、止痛藥和其他對症治療的藥物,使他們有尊嚴的活著和保持較高的生活品質。“與癌共存”的新觀念逐漸被人們接受之後,從1995年開始,美國的癌症死亡率開始下降,而且逐年下降。


潘老師以人性化的語言講述了西方在對待癌症方面觀念的轉變,即由“對抗”變為“對話”,這個轉變對醫學乃至於對科學而言,意義重大,說明人的智慧不是萬能的,尤其是生命規律,比其他任何簡單科學複雜得多,依賴科學技術的進步和雄厚的資金,可以把人類送上天,實現“征服宇宙”的夢想,但在制服癌症的征途上,卻敗得灰頭灰臉,這說明以“征服文化”作為背景發展起來的近現代科學技術以及醫學,在對待人類疾病方面,的確存在著方法論的缺陷,急需要觀念的更新。


如果說在醫學界存在著“鷹派”和“鴿派”之分的話,那麼中醫則整體屬於“鴿派”。具有兩千多年歷史的中醫學,從一開始就放棄了“外科手術”這一種治療手段,不以“對抗治療”作為治病理念,而以“養生防病”、“扶正祛邪”、“調節平衡”、“卻病延年”作為治療疾病和保護健康的總原則,即使是對待癌細胞、病毒、細菌這些“致病元兇”,也不是“趕盡殺絕”,而是通過“扶正祛邪”、“軟堅散結”等方法,或“給邪以出路”,或使癌腫消散於無形,這樣就減輕了藥物對人體的損傷,避免了病毒、細菌為逃脫藥物的攻擊而產生變異、釋放更多的毒素來傷害人體。中國古代有“醫者,仁術也”之說,中醫可謂真正的“仁愛之術”。


然而在中國,“鴿派”的觀點遠沒有獲得人們的共識和推廣,至少是出於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1、人們過分相信現代醫學技術,以為癌症只要進行了手術、放化療後,就可以獲得痊癒,或延緩生命。

2、中國人講究孝道,父母患了癌症,子女不忍心不盡力救治,哪怕傾家蕩產也願意,他們並不知道其實很多情況下的治療是雪上加霜、增加痛苦。此外,具有宗教情結的中國人不多,對死亡的恐懼比其他許多民族要強烈,即使病入膏肓也不惜代價期望挽回生命。

3、醫院一方面是迫於世俗的壓力,出於無奈,一方面是受到利益的驅動,不惜過分治療、過分用藥,用最好的儀器檢測,用最昂貴的進口藥,上演著一部又一部“真實的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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