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郎中“轉正”的運城模式

來源：中國安徽線上   

土郎中“轉正”的運城模式

作者：馮 迪

2011-04-13

4月9日，為期一周的“全國民間中醫藥學術交流暨中國運城第三屆疑難雜症中醫治療周”在運城落幕。

　　

12位中醫名家的精彩學術報告；運城當地近60家民間中醫機構與數百名民間中醫的義診；5萬多名群眾的現場介入；國家衛生部副部長、中醫藥管理局局長王國強的親臨……有人說，在中醫藥已經式微的今天，這次運城會議或許吹響了中醫復興的號角。

　　

而在這個大話題之下，令我們感受最深的，則是在運城這方水土上，還有著真正的中國民間中醫的傳統化生存，以及可能更為樂觀的發展。

民間中醫的一枝獨秀

　　

在山西運城街頭，如果你細心觀察便會發現，街頭巷尾幾乎隔三差五便見一中醫診所，西藥房卻不多見。這與其他許多城市正好相反。流覽運城的公交站牌，你會發現不少網站是以民營中醫機構的名稱設站命名的。運城市衛生局有一個別處地方衛生管理系統少見的內設科室：中醫管理科。

　　

運城是中國中醫保護與發展的一個試點。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將“中醫民間醫生範疇及管理立法”的課題研究交給了運城市衛生局。

　　

1998年《執業醫師法》頒佈，大批民間行醫者因種種原因領不到行醫證照而成為“非法行醫”的黑戶, 被衛生行政機構打擊取締。上世紀90年代，運城有各類中醫專科醫院60多所，占到當時全國中醫專科醫院的20%以上。因難免魚龍混雜，運城也曾因此被央視某知名欄目曝過光。

　　

但，或得益于深厚的文化積澱，或借力于深厚的群眾基礎，運城衛生管理部門始終是“疏而不堵”。2004年，在對全區3000餘名未取得行醫資格的赤腳醫生、鄉村醫生仔細調查後，2005年，他們帶著6名深受百姓歡迎的民間中醫到省城，通過了一場由省衛生廳專門預備的考試，使其擁有了地方合法行醫身份。

　　

2007年，運城對全市各類醫療機構中的全部中醫從業人員共計1635人進行了完全以中醫傳統方式命題(不考西醫理論和外語)的摸底筆試，再對其中45歲以上、從事臨床工作15年以上和筆試成績較好的398人進行了面試，按筆試成績40%、面試成績60%的比例計分，確定了215名民間中醫和47名一技之長人員，並授予其地方合法行醫身份。其中一名長於蜂療者還被聘到運城市中醫院，並專門成立了蜂療科。

　　

這些土郎中，用傳統的中醫技法，為老百姓提供了“簡、便、驗、廉”的醫療服務，節省醫療費五成以上。有統計說，這262名民間中醫每年門診量可達上百萬人次，其中鄉、村兩級民間中醫每人平均日門診量在20人次。

　　

初試成功。2009年，第二批546人參加民間中醫考試，又有272人獲得了行醫資格。

　　

據統計，在運城還有3000名不脫離農業生產的無照中醫。運城民間中醫服務能力占到整個中醫藥服務的50%。這些體制外的民間中醫，使運城中醫藥事業在中醫日漸衰落的今天一枝獨秀。運城上下對中醫的認識和感情，遠非別處可比。

草根民醫的生存之道

　　

為期一周的會議期間，在義診之外還安排了12場中醫名家的專題講座。國醫大師陸廣莘；中醫名家唐祖宣、謝天方；“本能論”宣導者郭生白；前國家中醫藥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組長賈謙；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中醫國情調研課題組執行組長陳其廣……機會難得。近距離接觸，高水準講座，令台下聽講的數百位民間中醫倍感珍貴。

　　

國醫大師陸廣莘的講座題目是：我也是民間中醫。正如一位專家所言：真正的中醫在民間。

　　

而作為運城當地民間中醫惟一受邀同台講座的代表，本報曾報導過的蘇永泉(本報2010年1月22日特稿《一名民間中醫的呐喊：濫用抗生素是不啻鴉片的新國難》，被《中國中醫藥報》全文轉載)，也以其“把小兒肺炎控制在每個母親手裡得到最佳治療”的演講博得一致認可。“現在許多醫院，什麼特級護理、監控室、氧艙、進口抗生素……列隊而來，半歲以內小兒無論什麼病，一進醫院都按肺炎治。一個小兒診為肺炎，花費巨大，全家陪護，九族探病，找關係、籌錢，不能上班，真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其實那真的是肺炎嗎？哪來那麼多肺炎呢？其實判斷肺炎不複雜。就五點：發燒、咳嗽、氣急、鼻煸、無涕！有沒有鼻涕是關鍵！無論症狀重到什麼程度，但凡有涕那絕不是肺炎！哪個當媽的不會看孩子有沒有鼻涕？要是每個母親都能掌握這點知識，可以避免多少感冒的孩子被當成肺炎治……”

　　

這位從運城走向全國的草根中醫，受到眾多本鄉民醫的追捧。而更多的運城草根中醫，更以我們難以揣想的生存狀態和強大力量深深紮根於民間。

　　

運城南風廣場，這幾天是一個規模龐大的義診現場。約60家民間中醫診所的診桌接待著絡繹不絕的就診百姓，臨猗和芮城兩縣的診台尤為惹眼。芮城民醫最多：61位，他們穿戴著統一的白大褂白帽子，面前擺著由縣民間中醫協會給統一印製的名片。

　　

他們中的一些，倘若脫下白大褂摘下白帽子，就是田間地頭一個最最普通的莊稼漢。他們為患者把脈的手，黝黑、粗糙、佈滿老繭。

　　

芮城的一位董姓鄉間大夫的名片顯示，他的名字和業績已列入《中國醫學家大辭典》和“中國名醫網”，而這位名醫卻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民：每天早晨他開門給人看病，午後關了門開著小三輪拖拉機到十裡地外的田上種地。天天如此。他的擅長是祖父與父親傳下的技藝：晚期腫瘤及牛皮癬、鼻竇炎、肺氣腫。而其祖父與父親也是同樣的農民兼鄉醫。據介紹，另外一位同樣來自芮城的董木匠的行醫經歷則被《人民日報》報導過：8年間診治八萬多名病人，日就診量50人，處方積了兩大麻袋。記者在一旁觀察這位元民間中醫如何給人看病。一位李姓醫生甚至熱情地要教記者如何用兩根針治療“所謂的小兒肺炎”。

　　

他們不是名醫，更非神醫。但確確實實，他們滿足著最廣大最貧困的老百姓的最普遍的醫療需求。芮城民間中醫協會負責人告訴記者，芮城這61位具備行醫資格的民間中醫，未曾出過一起醫療事故。面對台下的運城民醫，此次參會的中國社科院編審邢東田說：“現在親朋好友要看病，我都推薦他們來運城找中醫。”

中醫藥的重生之路

　　

採訪中，諸多問題仍縈繞記者心頭：這些民間中醫中，難道不存在濫竽充數、混水摸魚者？中醫既然如此“廉”，醫生的經濟收入如何保證？既然沒什麼錢可賺，為何還有如此眾多的民間醫生踴躍發展？既有如此龐大的民醫隊伍，難道不存在惡性競爭？……

　　

對第一個問題，無論是會議主辦方的工作人員，還是民間中醫協會負責人，還是隨機採訪的當地百姓，還是熟悉當地的媒體同行，都給出了相似的客觀回答：不能說每位民間中醫都具相當水準，但如今這些領了證的民間中醫，確是按照一個標準“過過篩子”的。

　　

對於民醫的收入等問題，一位民間中醫的回答如此坦然：與其從一個病人身上掙十塊錢，不如從十個病人身上每人掙一塊錢。而另外幾位鄉間民醫的回答也基本相似。他們大半戀家，保持農民的樸素生活，能夠且願意安貧樂道。也因此，這些民醫分佈在運城縣鄉，各自有著相對固定的就診群體，醫生之間各有自己的長處與風格，不但不形成惡性競爭，倒是在行業組織的自律下互勵互助，頗有古風。

　　

患者花錢不多，治療效果不差，醫者營收穩定，醫患和諧共生。這樣一種理想的行業狀態，是如今多數城市醫院和醫生根本不可想像的。“民間中醫是一支解決人民健康的巨大力量”。此言不虛。簡、便、廉、驗，這是傳統中華醫藥的巨大好處。而我們把祖先的智慧丟掉了。陸廣莘教授梳理了近百年來的中醫衰落史後，更從“治未病、正氣存在邪不可干”的醫理角度，使人們對中醫完全模糊了偏離了的認識得到修正。

　　

經過一個世紀的動盪消損，如今全世界開始重新認識與思考中醫。當“控制抗菌素耐藥性”成為2011年世界衛生日的主題、抗菌素耐藥性敲響全球公共衛生體系的警鐘，當中國醫改至今每年卻要在三素一湯(抗生素、維生素、激素、葡萄糖與鹽水)上花掉104億，而百姓日益痛感看病難看病貴，當美國以其占到GDP15%的醫療開支而不堪重負難以為繼……中國傳統醫藥那一把銀針一把草就能治病的神奇，也許將重新成為人類醫療探索的方向。

　　

多年來，許多有識之士為拯救和振興中醫而大力奔走呼籲。“中醫研究院”更名為“中醫科學院”；中醫院校不再硬性強調外語考試；北京中小學增加了中醫藥教學內容……種種跡象都彰顯著一種改變。2010年11月下旬，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召開全國民間醫藥暨民營中醫醫療工作座談會，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召開的全國性民間醫藥和民營中醫醫療工作會議。自此，主管部門對於民間中醫藥的態度由“查”和“堵”變為“挖掘、整理、總結、利用、鼓勵、改善、放寬、引導、監管”。民間中醫拿到“全國糧票”的希望應該指日可待了――當中國民間醫藥研究開發協會會長沈志祥傳達了這個會議精神後，台下數百位民間中醫熱烈鼓起掌來。

【後記】

　　

百年來，中醫和西醫從對立走向結合，雖然爭論猶在，但中醫藥也開始被西方醫藥界所接受。

　　

芮城一位參會民間中醫的話令人印象深刻：“對中西醫不是討論取捨的問題。中醫也好，西醫也好，都是付出了心血與智慧的研究成果，都為治病救人的應用，不是能截然分開的，但必須要有所主導和參照。傳統不同角度便不同，不認識和理解一個智慧，不明白其內在聯繫，隨便排斥它就是盲目的。”

　　

“西醫更多技巧性，形而下。中醫是全方位文化醫學，形而上。它是集體智慧，也散落在集體中的各個角落。中醫不難學，也不神秘。真正的好中醫，可能都不用藥，而在於對症辨證施治。一個真正搞中醫的人，不需要為中醫歌功頌德。中醫真正的境遇改變是得到體制、技術、條件上的扶助。我有信心。啥叫信心？就是一個思想和啟發在你身上起作用了，滲透了，這就是信心。”

　　

這些話，是從一個沒有學歷而終生鑽研的民間中醫口中說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