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轉載自：上觀天，下觀地，中觀人〜任之堂主人博客
中醫藥改革發展之道
——任之堂主人余浩的中醫答問錄
2014-07-27
按：中醫藥今後應該如何改革發展，是一件牽動民心的大事。2014年6月底，恰逢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劉勝利博士到訪任之堂，向任之堂主人余浩先生請教有關中醫藥改革發展的相關問題。劉博士（下稱“劉”）直言發問，余浩先生（下稱“余”）直心作答。問答之間，頗有論道之意。在座十數人，各各稱善，皆有所得。故特整理為文，立題曰“中醫藥改革發展之道”，與關心中醫藥的有識之士共用。湖北武漢田野謹記。
【為什麼國醫大師大多出自家傳而並非出身於現代中醫高等教育？民間中醫的准入存在哪些問題？我們需要怎樣的中醫的培養模式？現行的中西醫結合真的靠譜嗎？我們又需要怎樣的中西醫結合？以下為您論道。】
劉問：余老師，我知道您最近很忙。所以十分感謝您能抽出時間跟我們聊聊有關中醫改革發展的問題。
余答：不客氣。您有什麼問題儘管提出來共同探討。我不能保證一定能完全解決疑問，但可以保證知無不言，提出個人觀點供參考。
劉問：那我們就從中醫藥的高等教育改革開始聊吧。事實上，中醫藥目前的高等教育模式一直備受爭議。而您在《一個傳統中醫的成長歷程》一書中敘述了自己先後接受太爺的家傳中醫教育以及中醫藥大學的現代高等教育，在醫界經歷一番沉浮後，最終回歸個體中醫診所，取得了很好的臨床療效。最近幾年，您又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普及與推廣中醫，探索中醫師承教育之道。應該說，您的中醫教育經歷很全面，也很有代表性。不知您對目前中醫藥高等教育模式的改革有何看法？
余答：中醫高等教育的改革，說難也難，說容易其實也容易。不過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已。許多國醫大師並非出身於現代中醫高等教育。他們接受的是傳統師承教育。三年期滿出師，往往就能獲得不錯的臨床療效。這說明中醫的傳統師承模式比較符合中醫這門學問的傳承之道，確有其高明之處。目前中醫高等教育模式之所以備受爭議，很大程度上還是因為二十世紀以來，由於種種複雜因素的影響，中醫傳承過多地受到了西醫教育模式的影響，以至於中醫高等教育不中不西，影響了培養成效。今後的改革方向，不管過程有多曲折，無非是要充分尊重兩種醫學教育模式的差異，盡可能再將兩者分開而已。若非如此，就不能正本清源，不能真正按照中醫特色來設計高等教育模式。
劉問：您覺得在這種思路下，中醫高等教育的改革具體應該怎麼做呢？能不能提幾個具體的思路？
余答：我個人認為：（1）中醫藥大學的入學考試應該儘量體現出它與西醫藥大學的不同，比如，大幅降低對西方文化基礎（如外語、數學等）的考察力度，增加對中國傳統文化基礎（如古文、中醫文化基礎等）的考察內容；（2）設計錄取機制時，應該多考慮考生學中醫的實際興趣。這樣既能保障今後的教學成效，又能避免浪費中醫教育資源；（3）在本科四年學習中，應該儘量減少西醫和外語的必修課程量，例如，根據對稱性原則，調整後中醫院校的西醫概論課程量應該與西醫院校的中醫概論課程量保持相等或相近；或者將西醫與外語的課程全部設置成選修課，供學有餘力的學生選修；（4）大幅提高中醫經典與中國傳統文化基礎課的教學量與教學地位；（5）中西醫結合專業也不妨一分為二：中醫院校中的中西醫結合只考慮從中醫理論出發如何看待西藥與西醫治療手段；西醫院校中的中西醫結合只考慮從西醫理論出發如何看待中藥與中醫治療手段；（6）中醫藥大學的教材改革應該重點考慮如何提高教材中整套理、法、方、藥系統的整體性與融貫性。
劉問：您剛才說的“提高教材中整套理、法、方、藥系統的整體性與融貫性”是指什麼？能不能解釋一下？
余答：近年來有不少中醫院校的學生到我的診所來學中醫。除了加強中醫臨床實踐的環節外，我發現他們往往都需要花大量時間重新打基礎，借助診所的實踐所展示的理、法、方、藥來重新理解中醫體系的內在統一性。後來經過深入溝通，發現問題可能出在教材的編撰思路上。目前中醫院校的教材是參照西醫的方式、還原成子學科分頭編撰的。不同的教材只照顧本學科的局部統一性，而不管中醫理、法、方、藥的整體統一性。學生們很難通過這些教材來建立“理、法、方、藥”的統一領悟，更不用說學會在臨床上辨證論治了。既然如此，不管採取什麼具體措施，中醫教材改革時都應該認真考慮解決這個問題，不能再把問題丟給學生自己去盲目摸索。
劉問：您剛才還談到了中西醫結合。這個問題爭議也非常大。您自己是如何看待西醫以及中西醫結合的？
余答：中西醫都是治病救人的醫學，原則上應該相互尊重相互配合。西醫也有好壞、良庸之分。好的西醫治病也很講究，有嚴謹的套路與方法。我個人的體會，如果中醫與好的西醫聊天，收穫也會很大。到了醫道醫理的高級階段，其實都是相通的。高端的中西醫結合應該像密切配合的雙打那樣，他用他的西藥，我用我的中藥，各自揚長避短，一起為病人解除病苦。這時不僅病人收穫大，醫者自身的收穫也會很大。高端的中西醫結合是兩個對醫道分別有所領悟的醫者的溝通與結合。只要醫道達到某一層次，你既可以用西藥來治中醫的證，也可以用中藥來治西醫的病。天地之間，萬物皆可疾，萬物皆為醫，萬物皆可入藥。現在的問題是出在低端。由於中西醫結合在理論上還有許多重大問題沒有完全搞清楚，低端的結合就變成了兩張皮的表面結合。用一點中藥，也用一點西藥，兩張皮粘不到一塊去。這種低端的中西醫結合，醫者不僅無法相互溝通理解，還常常相互攻擊，相互拆臺，導致病人與醫者都無法從中受益。
劉問：說起中西醫比較，人們往往說句“中西醫道，各有所長”就含糊對付過去了。任之堂是一個純中醫診所。您如何從醫道層面看待中西醫學的差異？
余答：中西醫比較是個大課題，也是個敏感話題，有很多問題尚未達成共識。我這裡也無法細談。但可以肯定的是，中西醫學之間的差異，最重要的並不是某一中醫或西醫的個體間差異，而是兩種醫學在認識生命、疾病與健康的醫理深度或高度方面的差異。儘管中西醫道在某些方面確實各有所長，但就總體而言，我認為中醫在認識與診治疾病方面更為精微，更近於道。我曾接診過許多西醫的疑難雜症，用純中醫的思路來診治，見效很快，也更利於病人身心的長治久安。相反，從中醫的理論框架去看西醫的許多常規治療方式，尤其是那些需要長期服藥甚至終生服藥的疾病，簡直讓人膽顫心驚，不知道這樣治下去，未來病人的身心會出現什麼麻煩的事情。遺憾的是，時間跨度一長，人們就無法再追究其中的因果關係了。長遠而言，我覺得中醫應該成為治療大部分疾病的“常道”，西醫應該是在不得已的特殊情況下才採用的“極道”。
劉問：我們似乎很少聽到大家爭論“民間西醫”的問題，為什麼中醫會出現所謂的“民間中醫”問題？這也跟中醫醫道本身的特點有關嗎？
余答：當然有關，但又不全是。民間中醫問題有著複雜的歷史淵源。它與中西醫的不同診療模式、近百年來的中醫存廢之爭、中西醫地位變遷等都有關。事實上，民間中醫問題從某個側面反映了大家對現代中醫高等教育的成效不太滿意，反映了目前的中醫行醫資格管理制度確實還有改革完善的空間。古代中醫有不少理論大家與臨床大家，都是在年齡很大時，才由於自己或親人的健康問題而發心學醫。按照目前的中醫准入制度，這些人都應該被排除在外。這顯然很不合理，也不利於中醫的長遠發展。在目前自學中醫、拜師學醫的人中，確實有一些人是因為各種特殊機緣、出於真正的興趣在學中醫。他們發心真誠，對中醫的興趣純粹，領悟能力強，有望成為傳承中醫、推動中醫發展的重要力量。制度設計應該考慮解決這些人的行醫資格問題。
劉問：您覺得具體應該如何解決上述民間中醫的准入問題呢？
余答：行醫資格的制度設計不應該總是特設性地考慮某一類人的准入問題，而應該以此為契機，檢討准入制度的公平合理性，檢討它涵蓋的人才範圍是否有利於中醫行業的長遠健康發展。最簡單可行的改革辦法是：國家在中醫行醫資格考試的內容與形式上多下一點功夫，突出中醫理論基礎與臨床診療模式的特色，然後一視同仁地准許各類人才（包括中醫院校的畢業生、接受師承與家傳中醫教育者、自學成才者）參加統一的行醫資格考試。考試合格後授予中醫的行醫資格。其餘的事情，不妨交給市場競爭去調節，或者運用其它中醫管理制度來規範。如果考試的內容與形式設置合理，既能讓不同來源的考生形成良性競爭，又能讓更多兼具興趣與才能的考生獲得行醫資格。
劉問：醫療、教育的市場化，是中國社會現在聚訟紛紜的幾件事。畢竟它們涉及的是身體健康與心靈成長的根本大事。如果由於中醫行醫資格考試內容與形式的不完善導致庸醫混進了中醫行業，您覺得單純依賴市場競爭的調節是否足以淘汰這樣的庸醫？
余答：制度設計總是不完善的，總會有這樣那樣的漏洞與缺陷。如果有問題，一方面應該及時檢討行醫資格考試的內容與形式，另一方面則不能過度依賴制度設計來解決所有問題。西醫可以依賴西方科學與儀器來聲稱可以事先保障醫療行為的客觀性、有效性與安全性。中醫的診療模式則無法聲稱這樣的事先保障，其客觀性、有效性與安全性更依賴醫患雙方的相互信任、相互監督、各司其責、良性互動。在這種良性互動的中醫文化氛圍中，庸醫就容易被識別出來，然後被市場機制淘汰。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無論在中醫領域內外，法律、制度、規條也不算少了，為什麼還會出那麼多問題？從根本上看，中醫長遠的健康發展還是要從復興中醫文化著手，要爭取重新啟動中國傳統文化的身心修煉維度，從而重建大醫精誠的醫療倫理基礎。這既是繼承與發展中醫診療技術的堅實保障，也是解決醫療倫理問題的根本途徑。
【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快，65歲以上人口比重呈不斷上升趨勢，老年人口的健康問題日益突出，老年健康產業將成為我國未來健康產業發展的重要內容。那麼，中醫養生保健又該如何抓住這一機遇？未來，我們應該以什麼樣的心態來看待中醫藥的改革發展？】
劉問：與市場機制相關的還有中醫產業化問題。近年來，“大健康產業”的理念炒得很熱。有人說，大健康產業是中醫發展的重要機遇。
余答：對於“大健康產業”這些宏觀理念上的探討，我們基層中醫診所關注得不多，期待有識之士能從中早日探索出中醫改革發展的新路徑。至於中醫產業化，如果是那種在中醫名義下進行華而不實的策劃包裝的項目，或者是偏離了中醫辨證論治的精神，去研發某種言過其實的新藥，那是我堅決反對的。目前的中醫經不起這樣的折騰了。我所贊同的中醫產業化，是一種能夠繼承並充分發揮中醫的內涵與特點的“內涵式產業化”。以任之堂目前的發展為例，當療效與口碑積累到一定程度後，有不少外地患者過來求醫與療養，不少學生過來實習求學。這些多元化的需求目前的診所就開始有點應付不了，對診所常用中藥的質與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最近想在十堰郊區租幾百畝地，投資建設一個規模大一點的常用中藥園，蓋幾間醫館。有條件的話，設法同時解決來求學的學生與療養人員的生活配套問題。這個設想如果能實現，就能為病人與求學的學生提供實實在在的幫助，也減輕了社會的醫療負擔。當然，即便是這樣的設想，實施起來估計也不容易。希望國家與各級地方政府多支援這樣的“內涵式產業化”。
劉問：衷心祝願余老師與任之堂早日實現自己發展壯大的理想，造福一方！儘管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已經在甘肅、河北、北京、上海等地積極推進中醫藥綜合改革試點，但中醫藥改革的總體發展趨勢還不是很明朗。在這種情況下，有人很樂觀，認為中醫藥改革取得突破是遲早的事；也有人很悲觀，認為根本看不到任何實質性突破的希望。在本次訪談的最後，我想請余老師簡單談一下，我們應該以什麼樣的心態來看待中醫藥的改革發展？
余答：中國傳統文化認為，任何事物的發展興盛，都要講究個天時地利人和。中醫也不外乎如此。從見微知著來說，任之堂目前每天的就診量都達到了五六十人以上。有不少在西醫那裡看不好的疑難雜症轉到任之堂來嘗試中醫藥治療。當然，任之堂也同樣會碰到療效不明顯的患者，激勵我自己在醫術上更要精益求精，否則對不起患者的信任。從上述切身體會來看，中醫未來的發展還不至於太過悲觀。不過，要實質性地扭轉中醫西化的總體態勢，可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振興中醫藥這件大事上，過於悲觀或過於樂觀的心態都不太恰當，保持平常心最好。平常心是道；保持平常心，才能合道而行。在一些大事上，個人努力的力量的確很有限；但千千萬萬的個人凝聚起來，卻是一股能夠促進天時地利人和，扭轉總體態勢的巨大力量。“振興中醫藥、復興中華文化”任重而道遠，需要各階層的有識之士守好自己的職責，做好自己的本分，以平常心力所能及地推動和參與。中醫改革發展的未來就孕育在我們每一份扎扎實實的努力之中。
劉答：隨喜讚歎余老師的這份“平常心”！中醫藥的改革發展確實需要更多有識之士的關注與參與，讓我們共同期待中醫的明天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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